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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城法院刘利作品展示
  发布时间:2018-03-21 10:13:16 打印 字号: | |

 

 

  刘利艺术简介:

    刘利,男,19761229日出生,辽宁朝阳人。现供职于朝阳市龙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法学会自贸区法治研究会常务理事,朝阳市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常务理事,朝阳市诗词学会会员。

    幼承庭训,诵读诗书,喜欢书画,热爱写作。进入法院系统后,深入挖掘中国法制史,撰写了一系列法律历史文化散文,如《沈家本诗歌赏析》《司法中的传统》《周宣帝:不许别人“高大上”》《资治通鉴中的司法智慧》《读书:“为民”思想的发现之旅》等等,先后发表于《人民法院报》《求是》《中新网》《中国网》等国家级媒体上,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应邀参与了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度审判理论课题《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和理由研究》(课题编号2015SPYB12B)的写作。

 

 

  刘利作品选刊:

 

 原文链接:

  《周宣帝:不许别人“高大上”》

   《判牍雄才利似犀:古代判词的语言、逻辑及理由》

 

  

周宣帝:不许别人“高大上”

──关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一些随想

 

作者:刘 利

 

先看一个故事: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北周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奇葩”皇帝——周宣帝,他作过很多在今人看来匪夷所思的荒唐事儿:尽管身为九五至尊,但他大概觉得还不够味儿,于是便主动将皇位传给儿子,自己另行加封自己为“天元皇帝”。当然,他也十分孝顺的把自己母亲的尊号由“皇太后”相应升格为“天元皇太后”。估计是觉得“天”这个称谓比“朕”更高级,于是他把自秦始皇以来一直沿用的“朕”移交给儿子使用,自称为“天”。他称自己住的地方为“天台”,称对臣下的杖罚为“天杖”。这“天杖”一打就是一百二十下,后来又翻番为二百四十下。《资治通鉴》记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挞。每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谓之‘天杖’。其后又加至二百四十”。杖罚如此之重,估计惨死在“天杖”之下的人不在少数。而且这位皇帝还对形象设计颇感兴趣,“既自比上帝,不欲群臣同己,常自带绶,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蝉,顾见侍臣弁上有金蝉及王公有绶者,并令去之”。这含义很明显:我是“天”,自然与你们臣子不同,所以我佩戴的的通天冠、金蝉等等,你们都不许带!这一规定甚至细化到了女子的梳妆打扮:“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宫人,皆黄眉墨妆”。至于为什么这样做,现在就不得而知了。反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美女们,应该是相当难受啊!这还不算,“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称,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为‘姜’,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也就是说,除了自称为“天”之外,还把“高”、“大”、“上”这几个字眼一概收归国有,专属皇家御用了。

这一系列人间“闹”剧绝不应仅仅作为笑话看。在莞尔一笑之后,我们应当品味到浓浓的苦涩。需知周宣帝所处的时代,绝不是一个混乱、胡闹的时代。相反,是一个法制较为健全、政治较为清明的时代。南北朝时期,我国封建法制分为南北两大系,与南朝“以清谈相尚,不崇名法”从而在法律方面很少建树不同,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都非常重视法制建设,他们积极吸收汉律、魏律及晋律的营养并不断创新,所以有识之士称当时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这位“奇葩”皇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践踏法制、为所欲为的种种荒唐行径的出现呢?从中我们又能得到哪些经验教训呢?温故而知新,用《人民日报》评论今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的话来讲,“瞄准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资现代借鉴的‘治理经验’,” 可以“用中国古代的经验来丰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法律人,笔者认为这个故事最起码有助于我们去从多个角度体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伟大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权力必须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正如著名历史学者张宏杰先生所说,权力就像恶性肿瘤一样,具有巨大的渗透性、扩张性,如不加以限制,后果不堪设想。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失去了制约的权力,竟然肆无忌惮到了什么程度!史书称 “(周宣帝)既传位,骄侈弥甚,务自尊大,无所顾惮,国之仪典,率情变更”。这时候的权力,已经异化为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怪物,什么国家典章,都可以任意变更。必须要指出的是,这种异化所伤害的不仅是老百姓,同时更反作用于自身。比如上述周宣帝的胡作非为,不仅仅使美女们不能化妆、老百姓不能“高大上”,而且更使得“内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存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并最终导致北周政权丧失人心。以至于这个雄踞北方的强大帝国,没有经过任何战争,就被隋文帝杨坚兵不血刃、轻而易举的取而代之了。这一点让后人惋惜不已,史学家赵翼就曾经感慨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

其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颇有难度。

从文化的层面看,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人治”传统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惯性,权力意志甚至已经或多或少的渗透到了国民性当中。要想挽狂澜于既倒,不仅要有“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魄力和决心,恐怕还要有“伐毛洗髓”、自我更新的韧劲和耐心。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辛亥革命后,人们普遍期待着“走向共和”。但在一次各种政治势力的集会上,因为政见不和,以舍身刺杀摄政王而成为政治新星的汪精卫怒道,为了推翻满清我们国民党人没少流血,你们要想说了算,就同样要用鲜血来换云云。一时之间,舆论大哗,认为南方的国民党政权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嘴上说“民主”、“共和”,实际上仍然意图“家天下”,与北洋手握重兵的袁士凯并无区别。所以才有了那副讽刺“民国”及“总统”这两个新名词的著名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从技术层面看,因为制度自身存在的先天性缺陷或制度执行不力,具有巨大扩张性、膨胀性的权力很容易使制约它的制度产生变形、甚至断裂。质言之,制度是死的,权力是活的;制度是被动的,权力是主动的;制度是相对滞后的,权力是迅速发展的;制度不可避免的具有漏洞,而权力则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制度,尤其是不能得到有力执行的制度,是不能真正限制权力的,就象马其诺防线不能阻挡纳粹德国的钢铁洪流一样。即以北周而言,该国的法制建设已经较为完备,而且同时也有很多“法良意美”的政治制度来限制君权,但由于这些都没有得到有力执行,所以未能阻止周宣帝的为所欲为。甚至后来法律本身也被其任意篡改,成为维护其荒唐统治、恐怖统治的工具之一。《资治通鉴》记载:“(周宣帝)自以奢淫多过失,恶人规谏,欲为威虐,慑服群下。乃更为<刑经圣制>,用法益深,大蘸于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群臣,小有过失,辄行诛谴”。

发人深省的是,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权力冲出“笼子”的事件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时有发生,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史不绝书。比如在古罗马,元老院的元老们大多是法学家、“建章立制”的大家,但他们精心编制的“笼子”并没能成功的遏制住凯撒、屋大维等军事强人的崛起,罗马最终还是从“共和时代”进入了“帝国时代”。当屋大维兵临城下时,元老院也不得不屈服,所以才有了“在罗马,拥有真理不如拥有军队”的慨叹。

权力很难被驯服,但权力必须被驯服。这,是一道世界性难题。要破解这道难题,就要认真总结人类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经验,高处着眼,低处着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才能如愿。对此,习总书记早已指出了大方向,破解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

 

 

 

 

[1]判牍雄才利似犀:古代判词的语言、逻辑及理由

 

作者:刘 利

 

我国古代的判词,尤其是自唐朝以来的判词,其语言之优美、逻辑之严密、说理之充分,世所仅见。现在的裁判文书与之相比,差距颇大。从语言学、文学的角度来看,目前只有古代判词将汉语言的优势与特色发挥到了极致。但可惜近代以来,我们数典忘祖、矫枉过正,只注意片面的学习西方法律文明,对自己固有的传统——数千年的中华法系这一“本土资源”,却视而不见。笔者一直认为,“当代的中国法官,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有‘历史眼光’,否则就会受空间局限,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迷失自我,认为‘月亮还是外国的圆’,毁我黄钟,夸人瓦缶。我们既要‘纵横八万里’,更要‘上下五千年’,思接千载,神游百代。这样才能站在历史的高峰上,俯视现在,远眺未来,真正把握法学精神的勃勃脉动,进而在这个新世纪里发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声音!须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以下试从古今纵向对比、中西横向对比的宏大视角之下,对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理由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法官的裁判文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与诗歌等文学作品一样,如果没有富于文采的语言,就不可能传之久远,“入耳入心”。优美精致的文言文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法学披上了一层光鲜亮丽的外衣,使得古代判词宛如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子,自隋唐开始,就作为女主角在世界法学的舞台上昂首阔步、大展风华。即使到了清朝末年,樊增祥的判词仍然以“仲由折狱之长,杂以曼倩诙谐之笔,妙解人颐,争相传诵”,许多外国报纸都将其翻译成本国文字予以刊发,称赞他“引经断狱,案无留牍,往往与文明法律互为发明”。这种跨越不同文化的普遍认可,已经很久不复见于今日了。

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一般学者失之于偏激、幼稚的主张,文言文的生命被终结,而白话文又刚刚处在牙牙学语的儿童时代,所以对于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化,有“消化不良”的表现。这就致使现代汉语形成了余光中先生所谓“恶性西化”的局面,破坏了中文措词简洁、句式灵活、声调铿锵等等原生态。流风所及,现代裁判文书中的语言,也自然不能幸免。这一点在下面与古代判词的比较中,会有清晰的体现。

措词简洁,言简意赅,这是古代判词与现代裁判文书相比,第一个突出的语言特色,也是汉语言与其它语言相比明显的优势所在。这里拟用毛泽东提倡的“解剖麻雀”的方法,对清代名臣于成龙的一份判词予以解析。于成龙在广西罗城任知县时,曾在一天内接到三起互有关联、同时涉及民事与刑事的案件。案情大致是:冯汝棠之女冯婉姑与私塾教师钱万青两情相悦,私订终身。经媒人说合,这桩婚事得到了冯汝棠的允诺。但市井无赖吕豹变垂涎冯婉姑美色,遂贿赂冯婉姑的婢女从中挑拨,并托媒向冯汝棠游说。冯汝索贪恋吕豹变的钱财,毁弃婚约,将女儿另行许配给吕豹变。迎亲之日,冯婉姑拒绝上轿,被强行拖走。在拜天地时,冯婉姑乘人不备,用袖中事先藏好的剪刀刺伤了吕豹变,并趁现场混乱逃出吕家,跑到县衙诉吕豹变强抢民女;钱万青因冯汝棠悔婚而诉至县衙,吕豹变后来亦诉冯婉姑刺伤亲夫。面对复杂的案情,于成龙经过审理,当堂作出了传颂一时的精彩判决(类似今天的当庭宣判),即《婚姻不遂案之判》,全文如下:“《关睢》咏好逑之什,《周礼》重嫁娶之仪。男欢女悦,原属恒情;夫唱妇随,斯称良偶。钱万青誉擅雕龙,才雄倚马;冯婉姑吟工柳絮,夙号针神。初则情传素简,频来问字之书;继则梦稳巫山,竟作偷香之客。以西席之嘉宾,作东床之快婿。方谓情天不老,琴瑟和谐;谁知孽海无边,风波忽起。彼吕豹变者,本刁顽无耻,好色登徒。恃财势之通神,乃因缘而作合。婢女无知,中其狡计;冯父昏聩,竟听谗言。遂以彩凤而随鸦,乃使张冠而李戴。婉姑守贞不二,至死靡他。挥颈血以溅凶徒,志岂可夺?排众难而诉令长,智有难能。仍宜复尔前盟,偿尔素愿。明月三五,堪谐夙世之欢;花烛一双,永缔百年之好。冯汝棠者,贪富嫌贫,弃良即丑。利欲熏其良知,女儿竟成奇货。须知令甲无私,本宜惩究;姑念缇萦泣请,暂免杖笞。吕豹变刁滑纨绔,市井淫徒。破人骨肉,败人伉俪,其情可诛,其罪难赦。应予杖责,儆彼冥顽。此判。”在这短短不到三百字的判词里,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其文字典雅、对仗工整、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用典贴切、音韵和谐,展示了案件承办人深厚的文学、法学修养,高超的驾驶语言文字的能力,堪称熔情、理、法及典故于一炉的古代判词典范。该案如果放在今天,按现在的裁判文书格式来写,恐怕至少要写上数千字。其他诸如文采、音韵、说理等评价指标暂且不提,单就行文的简洁程度而论,就已经落在了下风。

余光中说当代中文“恶性西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化简为繁、化动为静、化具体为抽象、化直接为迂回”,确实如此。我们法言法语中的措词,无论是立法语言,还是司法实践中的语言,都有日趋繁琐的弊病。比如,不说“因此”,却说“基于上述理由”;不说“包括……等”,却说“包括但不限于……”。这种画蛇添足、冗长无力的“西化病”,在当代裁判文书中俯拾皆是。又如现代英文好用抽象名词,其最大的通病是把一个原本简洁有力的动词,分解成一个“万金油式”的弱动词与一个抽象名词的组合,看上去似乎冠冕堂皇、“有理论味”,其实空洞苍白、大而无当。不幸的是我们在借鉴西方法学时将这种不良的表达习惯也一并引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万金油式”动词就是“进行”,不说“合议庭综合考虑了上述问题,”却说“合议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考虑”。不说“法院依职权调取了某证据”,却说“法院依职权对某证据进行了调取”。这种组合,充斥于我们的裁判文书当中。从字数、句式上看,变得冗长、繁琐;从气势、力度上看,变得萎靡无力。用余光中的话来说,“进行”一词,几乎要吃掉大部分的正规动词,“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样的语法都是日渐西化的现象,因为中文原有的动词都分解成上述的繁琐词组了”。原本仪态万方、多姿多彩的中文动词,竟被“格式化”为四平八稳、无精打采的“进行了……”这一僵硬模式,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法学的一种悲哀。与这种僵硬组合同时泛滥成灾的,是套话连篇、千篇一律,“审判八股”横行。比如判决不准许离婚案件,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判决书中都有类似“原告与被告结婚多年,且育有子女,具备一定的感情基础”这样的官样文章。其语言之贫乏,与上述于成龙的生花妙判相比,真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干巴巴的几条筋,像个瘪三”。以至于有律师戏称,类似的离婚案件判决书,只要把原、被告的名字改一改就可以了。实际上,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未来很多法律人将会失业。既然“AcphaGo”能战胜世界顶级围棋棋手李世石,那么这种机械写作,机器人也能够作到,浙江高院就已经用人工智能小ai取代书记员来记录。另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IBM公司研发的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律师Ross已经诞生,并服务于律师事务所。失去了人文关怀与必要文采的裁判文书,失去了弹性与温度的裁判文书,在我们手中沦为为冰冷、机械的“审判八股”,其在不远的将来究竟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值得反思!

其实,现代西方语境下的法律文明,其语言虽然长于逻辑分析,但却日趋繁琐,这一点就连西方有识之士亦深恶痛绝。以英美法系为例,余光中曾举过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另一位慨叹英文江河日下的英国人,是名小说家欧威尔(George Orwell)。他举例句证明现代英文的两大通病:意象陈腐,语言不清……如‘In my opinion it is a not unjustifiable assumption that... ’,意为“在我看来,下面的假设不见得不能成立’。其实,只要说I think两个字就已足够。这种迂回冗赘的语法,正是‘精密’的大敌。英文里冠冕堂皇、冗长而又空洞的公文体,所谓‘高拔的固格’ (gobbledygook),皆属此类文字污染。”必须看到,这种“文字污染”在 西方法学里也大量存在。

对此我们应该有一种文化自信、传统自信和道路自信,不能一味的搞“法的移植”, 更应该注重“法的继承”,回过头来,从古代判词这一母体中吸收营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能偏食,才能茁壮成长。否则失去了根本的中华法学,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越走越窄,甚至陷入南橘北枳的尴尬境地。据统计,在联合国官方文件的不同语言版本中,中文文本永远是最薄的。这也彰显了汉语这一语种的优势。

句式灵活,短小精悍,是古代判词第二个语言特色。以前面于成龙的判决为例,该裁判文书系“骈判”,即用骈文写就的判词,其句式多为“四六句”,即四字一句或六字一句,整体看来显得干净利索,虎虎有生气。但现代的裁判文书,却往往与这一传统背道而驰,喜欢用一些死气沉沉、松懈冗长的复合句。毛泽东曾讽刺某些“党八股”如“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其实我们很多的判决书也是这样。比如笔者就看到过一份驳回原告起诉、让其另行提起行政诉讼的民事裁定书,竟然把一般民法教材上关于民法定义的长句子照搬到“本院认为”部分,而且作为破题第一句:“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可以想见,这样的“列车式”的长句,宣判时如果底气不足,是根本不可能一口气读完的。究其病因,仍是过度西化、恶性西化使然。西方的法言法语好用长句,但我们在移植时,由于翻译水平所限等各种原因,未能对之进行本土化的“小包装”处理,仍然翻译成西化的复合句、长句,这实际上不符合东方人的思维习惯。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有关国际贸易法律规则的翻译,有时一个复句经过层层修饰,其长度每每长达三、四行,甚至干脆就占据了整整一个大自然段。我们或许认为这样做逻辑严密、措词审慎,但普通人读了几遍仍然不知所云,如堕五里雾中。不能为民众所顺畅理解、消化的法律,又怎么能根植在人民心中,更如何能“让法律成为一种信仰”呢?

须要着重指出的是,如果以句子为单位,对当代裁判文书进行审视,恐怕最严重的通病就是“多重定语一律前置”,即将一大堆层层递进的修饰语一股脑儿的堆在中心词的前面。当然,这也是现代汉语的通病。余光中曾经尖锐的批评过这个流弊:“日前的白话文,不知何故,几乎一律前饰,似乎不懂后饰之道……其实文言文的句子往往是后饰的。例如司马迁写项羽与李广的这两句‘籍长八尺余,力能扛,才气过人’,‘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这两句在当代白话里,很可能变成‘项籍是一个身高八尺、力能扛鼎、同时才气过人的汉子’, ‘李广是一个高个子、手臂长得好像猿臂、天性就会射箭的人。’后饰句可以一路加下去,虽长而不失自然,富于弹性;前饰句以名词压底,一长了,就显得累赘、紧张,不胜负担。”可惜的是,放眼当代的法律法规及裁判文书,类似“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样的前饰句,比比皆是。可谓满目荆棘,不堪卒读。对此我们应当迷途知返,根据汉语特性,参照古代判词,对西化的长句予以后饰化处理、“小包装”处理,加工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神产品。既符合中华法学的优良传统,又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样的裁判文书才能深入人心,行之久远。

声调铿锵,富有气势,是古代判词语言的第三个特点。于成龙的判词,讲究平仄对仗,音韵和谐,声调铿锵,读起来琅琅上口,气势充沛,富有闻一多先生所说的“音乐美”。笔者认为单就这一点而言,该判决与《滕王阁序》、《讨武檄文》不相上下。应该看到,这也是汉语独有的美感。其它西方语言,限于音节,只能在每句话未尾的单词注意韵脚,却不可能达到汉语这种在字数恒定、句式整齐的前提下,字字“合辙压韵”,从听觉上形成“文字交响乐”的神奇效果。我们知道,裁判文书是要在法庭上宣读的。作为法官,既要“动笔”,更要“动口”,最起码要在宣判之前读几遍判决书,像鲁迅那样,发现有不顺口、“咬嘴”的地方,马上加以删改,写出声情并茂的裁判文书来。须知,注意声调,这是我国古代判词乃至所有古诗文写作的首要法则。曾国藩就说过:“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夜读韩文《柳州罗祠庙碑》,觉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己,庶渐渐可入佳境。”鲁迅的弟子唐?| 更进一步指出,所谓“文气”、“气势”,都是在读诵文章时,从声调之中体会出来的。可惜随着时代变迁,现代人用眼偏多,“动嘴”偏少,即习惯于大量电子阅读,动口朗读却越来越少。所以写出的文章,往往咬嘴、拗口,毛泽东曾风趣的批评过这种“只能看不堪读”的文字:“文章硬似铁,读得满嘴血”。而当代法官们“流水作业”、敲击键盘所形成的裁判文书,每每如此。

更重要的是,裁判文书偏向于议论、说理,本来就容易流于枯躁,要是再不注重声调、气势,即使说理透彻,宣读的时候也不会打动当事人。曾国藩就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教友人如何写判词的信里,作出了精彩论断: “文家之有气势,亦犹书家有黄山谷、赵松雪辈,凌空而行,不必尽合于理法,但求气之昌耳。故南宗后文人好言义理者,气皆不盛。大抵凡事皆宜以气为主,气能扶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厌。否则气既衰竭,说理虽精,未有不可厌者。”现在很多洋洋万言的裁判文书,其说理不可谓不透彻、不细密,但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声情并茂的气势贯注其间、统领全局,故而流于琐碎。所以这种判决书,就像南宋后文人所写的偏于议论说理的“理学”文章一样,萎靡不振,成为令人生厌的繁琐哲学。

古代判词,属“法家言”,诚如陈奇猷所言,“多长篇大论,笔锋犀利,剖析入微”,是古代文体中最富有逻辑性、科学性的一种。前述于成龙的判决,将三个案子一并处理,却没有显得头绪繁多,文字芜杂,反倒是叙事说理条分缕析,层层递进,抽丝剥茧,逻辑严密。更难得的是,该判词并没有因为逻辑性强而伤害了文学性,“雅洁之外,别有风神,令人百读不厌”。这种逻辑论证,寓简洁生动于精密严谨之中,寓温暖的人文关怀于法律条文之中,寓文学性于逻辑性之中,有别于现在裁判文书(尤其是西方裁判文书)中那冰冷、机械、日趋繁琐的逻辑论证。这一法学现象或曰语言学现象,我认为值得当代法学家、语言学家们深入反思、深入研究,应该将之命名为“中国古典式逻辑论证”,以示区别。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现从中西对比的角度再举两个例子,以期对该现象予以进一步说明。

例一:司马迁《史记》中叙述李广射石故事有这样一段话:“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著名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将此翻译为英文:“ Li Kuang was out hunting one time when he spied a rock in the grass which he mistook for a tiger. He shot an arrow at the rock and hit it with such force that the tip of the arrow embedded itself in the rock. Later, when he discovered that it was a rock, he tried shooting at it again, but he was unable to piece it a second time.”余光中对此有过透辟分析:“(华兹生)的英译,就英文论英文,简洁有力,实在是上乘的手笔。为了追摹司马迁刚劲而又明快的语调,华兹生也尽量使用音节短小、意义单纯的字眼。但是原文十分浓缩,词组短而节奏快,像‘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八字四组,逼人而来,颇有苏轼‘白战不持寸铁’的气势,而这是英文无能为力的。此句原文仅33字,英译却用了70个字。细阅之下,发现多出来的这37个字,大半是中文所谓的虚字。例如原文只有1个介系词‘中’、3个代名词‘之’,但在英文里却有7个介系词、12个代名词。原文的‘因’字可视为连接词,英文里的连接词及关系代词如whenwhichthat之类却有5个。原文没有冠词,英文里aanthe之类却平添了10个。英文文法的所谓‘精密’,恐怕有一大半是这些虚字造成的印象。李广射虎中石的故事,司马迁只用了33个字,已经具体而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含糊或遗漏的地方,也就是说,不觉得有欠‘精密’。中英文相比,英译真的更精密吗?原文一句,只有‘广’一个主词,统摄八个动词,气贯全局,所以动作此起彼伏,快速发展,令人目不暇瞬。英译里,主词李广却一化为七,散不成形。同时,中文一个单句,英文却繁衍为三个复合句,紧张而急骤的节奏感已无从保留。也许英译把因果关系交代的显眼一些,但原文的效果却丧失了。我们绝对无意苛求于华兹生,只想说明:英文的‘文法机器’里,链条、齿轮之类的零件确是多些,但是功能不一定比中文更高”。

例二:英国著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罗素曾引了这样一个病态长句:“Human beings are completely exempt from undesirable behavior pattern only when certain prerequisites, not satisfied except in a small percentage of actual cases, have, through some fortuitous concourse of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whether congenital or environmental, chanced to combine in producing an individual in whom many factors deviate from the norm in a socially advantageous manner.”余光中对此分析说:“罗素是哲学家里面文笔最畅达用字最淳朴的一位,他最讨厌繁琐又浅陋的伪学术论文。他说,前引的长句可以代表晚近不少社会科学论文的文体,其实这长句翻来覆去说了半天,拆穿了,原意只是:‘All men are scoundrels, or at any rate almost all. The men who are not must have had unusual luck, both in their birth and in their upbringing. ’罗素只用28个字就说清楚的道理,社会科学家却用了55个字,其中还动员了prerequisites, concourse一类的大名词,却愈说愈糊涂。这种伪学术论文在英文里多得很,表面上看起来字斟句酌,术语森严,其实徒乱人意,并不‘精密’。 ” 西方法学作为社会科学,其很多法学著作、裁判文书中的逻辑论证,都误入了这种“伪学术化”的歧途。

这恐怕是许多“言必称欧美”的法学人士所不知道的。中华法系能够独步天下,绝非偶然。我们应该怀着敬畏之心,深挖传统,而不能妄自菲薄,“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

 

古代判词的说理,可以用《孟子》里的“充实之谓美”来形容。与西方裁判文书中偏于分析而往往流于刻板、枯燥的说理不同,古代判词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将人类情感、法律条文、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等多重因素熔为一体,别具一格,丰富多彩,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东方说理模式。

古代判词的说理诉诸于情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其一大特色。即不仅仅局限于理智的分析,而且注重情感的共鸣。传统心理学将理智与情感一分为二,过于强调其对立性,甚至认为“理性”第一,情感是较为低级的心理活动。现代心理学对此有很大突破,认为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更强调其联系性、统一性。与此相对应的,我们应象吴可征所主张的那样,在学习西方“重理型”说理文化的同时,也应该借鉴东方“重情型”说理文化。如于成龙判词中对冯汝棠的处断:“须知令甲无私,本宜惩究;姑念缇萦泣请,暂免杖笞”,就兼顾了法律与人情,使僵硬的法律条文生动起来,透出其应有的人文关怀的温度。这一优良传统为台湾地区的裁判文书所继承。在轰动一时的陈水扁案判决书中,针对被告陈致中、黄睿靓的定罪与量刑,亦有“念及其二人尚有幼女,尤需母爱关心,且其二人年纪尚轻,时至今日已开始放下身段,贡献才智以回馈社会”等富有人情味的语言,赢得了两岸法学界的普遍认可。有学者慨叹:“两岸同时在吸收西方文化,台湾却把中国传统文化保留的如此之好。枯燥的法律文本,能写成这样的花团锦簇,既是法律界的范文,也是搞文字工作的范文”。

古代判词的说理诉诸于“典故”。“典故”,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积淀。而大量用典,则是古代判词说理的一大特色。如前述于成龙的判词中,在很短的篇幅内用了“誉擅雕龙”、“才雄倚马”、“吟工柳絮”等多个典故,都很贴切。利用典故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势能”和民族心理定势,形成了巨大的说服力,使得裁判结果更加容易接受。当然,用典过多,会有“掉书袋”之嫌,让普通民众读起来费解。但用之得当,则有以少胜多之妙。比如我们的法官在调解涉及相邻关系的民事案件中,不是经常引用“三尺巷”的故事吗?又如,在继承纠纷案件中,我们的法官不也是经常引用“孔融让梨”的故事吗?其实西方的裁判文书里,也经常提到《圣经》乃至莎士比亚著作中的典故。

古代判词的说理诉诸于道德。与西方法学乃至当代法学认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而将二者割裂开来不同,古代判词直指向上一路,在发挥法律震慑作用、使人“不敢为非”这一基准线上进一步拔高,更看重法律的教化功能,对人们提出了更高的道德层面的要求。换言之,这种说理不但要求人们“诸恶莫作”,更要求人们“众善奉行”。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片面强调法律的防范、惩罚功能,就容易陷入“法律实用主义”、“法律事务主义”的泥潭。使得民众没有廉耻之心,只想着如何钻法律空子、免受惩罚。可以说,“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精神实质,在古代判词的说理中得到了完美体现。即使在西方,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其法治理论亦发生了转变,也有了将法律向道德靠拢的倾向。比如在强调法治、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有学者就认为,我们的公民是为了自由、平等、博爱来到美国的,而不是为了诉讼。

古代判词的说理诉诸于文化。“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悠久的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华法系提供了源头活水,更为古代判词这一“航母”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比如于成龙的判词,开篇就从《诗经》中的《关雎》谈起,从《周礼》中的“婚礼”谈起,从而让判词这原本倾向于实用的司法文书充满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文化气息,庄重典雅,彰显了案件承办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可惜现在绝大多数裁判文书都未能触及这一层面,个案中的就事论事、辩法析理尚且力不能支,遑论其他?客观的讲,台湾的裁判文书在这方面走在了我们前面。上述陈水扁案的裁判书,就引经据典,从《尚书》里要求政治领导人应该“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的高度谈起,间以道家“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哲学理念,洋洋洒洒千余页,古色古香,让人叹为观止。《南方周末》曾发评论文章《扁案判词令人惊艳》说:“尤为震撼且新奇者,乃判词之说理。譬若久不见丽人,一日得见,人面桃花摇曳生姿,怎不令人大叹惊艳。判词引经据典,古风悠悠,说理圆通,情辞切切,兼深明大义,立意高远。更法理昭彰,法相庄严,诚可谓法理、情理、事理、文理‘四理并茂’。读之胸中焉能不腾起正气?反观此岸,当事人苦武断‘八股判决’久矣。或恐于言多必失,或囿于才识困乏,或习于人云亦云,以致千案一面、不屑说理之判词比比皆是……两岸同文同种,扁案判词当可借鉴。”西方法学界亦认为法律条文的背后是文化,试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动辄数十万言的判决书,其大部分篇幅,也绝非“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法律适用,而是通过对其本国历史、文化、主流价值观等的系统回顾和深入分析来明断是非、作出判决的。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判决。伴随着和平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而大国绝不仅仅是经济大国、军事大国,也应该是司法大国。只有高质量的裁判文书,才与我们的大国地位相称。

而要想在世界法制史上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既要借鉴西方法律文明的长处,更需要了解古代判词,了解司法传统,同时也是了解我们自己。

曾几何时,我们对于古代判词乃至固有的司法传统,常常是批判多于继承、排斥多于接纳、蔑视多于仰视,缺乏必要的敬畏、应有的尊重和足够的认识。比如“亲亲得相首匿”这一传统司法原则,它熔人情、事理、法制于一炉,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闪光点。从春秋时期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司法主张,到1935年《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亲属享有拒绝作证权及不得强令亲属作证的规定,这种精神一脉相承,在数千年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我们却一度摒弃了它,对苏联法律制度的机械移植和对“大义灭亲”的偏执理解,导致“孩子”与“洗澡水”一起被泼掉。所幸的是,在走向法治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种弊端,开始科学的对待这一古老传统。刑诉法中“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一规定,就体现了对传统的回归、对人性的回归。另外,我们还欣喜的看到,在刑法修正案()中“审判的时候已经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的规定,隐隐透出儒家矜老恤幼的恤刑思想的光芒。

实际上,在我国的司法传统当中,还有许许多多“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东西,期待着我们去挖掘、去传承、去弘扬。

[1]本文系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度审判理论课题《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和理由》(项目编号:2015SPYB12B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刘黎明 周天扬